提要:他是一個出身貧苦,沒有文化的普通工人,抱著誓死捍衛毛主席(毛澤東)的決心投身革命。瘋狂政治運動過後,像他這樣的「風流人物」只能淪為炮灰,換來無盡的苦難。這個國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運懲罰他,比懲罰我的父輩更加慘烈。

外婆吊腳樓裡的童年

我的故鄉利川,是偏居湖北西南角上的一個縣,「巴東」這一地名,也許是鄂西最古老的標注。《水經注》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由此看來,這裡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傷心之地。

利川就像沈從文筆下的邊城,偏僻、貧窮而美麗。我出生在汪營鎮西流水村,當年有很多邊民來鎮上趕集,就形成了一條用作集市的古街,大約一里長,鋪著青石板路。街邊有一條河流,沿河建著許多土家族的吊腳樓。我的童年記憶,就從寧靜溫馨的吊腳樓開始。

當時父親奉組織安排去領導一家煤礦,母親在區供銷社上班,我家姐弟三人,就由外婆撫育在古街成長。那個年月是沒有電的,吊腳樓上的油燈,搖曳著唐詩般的韻味。每個夜晚我都緊抱著外婆皴裂彎曲的小腳,在她講故事的聲音中入夢。外婆愛講《二十四孝》,講著講著就泣不成聲。日後我方才知曉,一個「孝」字,蘊含著外婆終生難解的痛楚。

外婆是江漢平原的大家閨秀,幼時讀過私塾。民國初年,曾外祖父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修習法科八年,回國後任職甘肅高等法院院長。赴任之前,他把外婆許配給天門望族劉家的三少爺。劉三少爺,也就是我外公,當時是黃埔八期的士官生。戰亂年代,外婆就這樣成了軍人的妻子,茫然走向孤獨的命運。

關於外公,我只知道他做過蔣介石的侍衛官,抗戰爆發後,他隨蔣公撤退西南。劉家大宅日漸凋敝,外婆帶著我母親東躲西藏,靠撿棉花紡紗度日,飽受亂離之苦。終於等到日本投降,外公衣錦還鄉,以少將軍銜駐守武漢。本該闔家團圓,誰料外公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認我的母親,還逼迫外婆離婚。母親性格剛烈,堅決改名換姓,以示與外公恩斷義絕。而善良溫婉的外婆,為成全外公的功名家庭,放棄錢財補償,在按完離契指印後哭昏過去。

劉家族人皆知外婆賢德,因而挽留被棄的外婆住在破敗的老宅,寡居的外婆,依舊恪守著劉家媳婦的孝道。1948年,外公奉命移師恩施,中途遭遇伏擊身亡。靈柩運回武漢,外婆親往扶柩。她沒有一絲怨恨,默默將外公埋進了劉家祖墳。

這些悲苦往事,幼年的我哪裡會懂,只有外婆慈愛的目光印入心底。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深入骨髓的品質,她永遠對人恭謹熱情,街坊無不稱道。古街上住的幾乎全是弱勢群體,家家都有斷炊的時候,外婆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讓我拿點飯送過去。結果幼小的我也學會了樂善好施,看見乞丐就往家裡拉,並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實也很窘迫。有時母親看不過去,說我兩句,外婆依舊維護著我小小的自尊。她常對我說,要做一個明理的人,她相信有個叫做「理」的東西在維繫著世間的共和。其實外婆骨子裡是個讀書人,如果不是舊式家庭不看重女兒家的教育,她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才女。我看見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也拿她的剪刀比劃,纏著她教我。印象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神情嚴肅起來,她對我說,男人不該來學這些女人活兒。我問,那以後學什麼好呢?外婆說,可以去學法律———她未必真正理解她父親在日本學的法律為何物,卻相信這個世界需要法律來主持公道。

可惜公道難求,「文革」的暴風驟雨,打破了古街的寧靜。我的童年,在四歲時戛然而止。

噩夢革命好像驚悚劇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難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遠遠看見一大隊工人,踏著青石板路而來。他們背著大刀、紅纓槍,還有步槍和機關鎗,昂首闊步,神氣十足。隊伍的最前面,走著我的父親,還有他的一些同僚。父親戴著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還有個用草繩編的辮子垂下來——在四歲孩子的眼中,這是一個滑稽的扮相,我以為是父親在率領著這支隊伍,於是興沖沖地跑回家報信:外婆,趕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親的淚水。外婆將我緊緊抱在懷中,我懵懂地意識到,原來這並不好玩,災難降臨了。

父親只是一個小煤礦的礦長,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掛著沈重的木牌,彎腰跪在批鬥台上。所謂批鬥臺,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階,模仿延安寳塔的造型,上面寫著「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父親汗如雨下,母親用玻璃瓶裝上涼茶,讓我給父親送去。我從大人們的腳縫中奮力鑽過,終於接近父親,卻被押著父親的人一把奪去瓶子,摔碎在石階上。

我家理所當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縫紉機被搬走,辱罵母親的大字報貼滿門窗,兩個姐姐失學,還有人把機槍架在我家門口恐嚇。現在我說自己的童年結束在四歲,是因為在那以後,我不再天真快樂,耳聞目睹的太多惡行,讓我變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們會認為,越是在民風淳樸的底層社會,人與人之間越是充滿關愛。問題是,在當年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對「階級敵人」的友善,會給自身帶來危險。你必須表現出人性中的惡,否則自身難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濟、對我家感恩戴德的鄉鄰們,突然都橫眉立目。我看見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槍,鐵匠天天在打造梭鏢和大刀,平日裡老實巴交的鄉民,一夜間都變成唱戲的:他們粉墨登場,戴著紅袖章,紮著武裝帶,斜挎著盒子炮,在街上巡迴來去,像是在彩排一出驚悚劇。

可是敵人在哪裡呢?鎮上流言紛飛,某天傳說四川萬縣的造反派要來血洗利川,人們就架起了鐵絲網和機槍,還在國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報尖叫,說蘇修的坦克已開到鄰縣,要我們全體鑽山洞備戰。還有一天,我親眼目睹一群飢餓的知青,洗劫了鎮上僅有的一家飯館的饅頭。於是全鎮老少大打巷戰,像追殺日本鬼子一樣,把幾十個知青全都打倒在街頭。

還是說回我自己吧。念小學時,我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可是生性調皮,班主任不喜歡我。於是到小學畢業,學校就不讓我繼續上初中。沒辦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發表過一個中篇《少年樵夫》,說的就是這段生活。你無法想像那個年代的人,為何要與一個小孩子為難,我差點就變成一個小學文化程度的社會混混。母親一生不低頭,唯獨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長。是母親屈辱的淚水,使我重返課堂。

父親罪惡也可以原諒

從小就目睹這麼多暴行,我為什麼沒有變成一個惡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長道路,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僥倖。「性本善」還是「性本惡」是千古爭論的話題,我傾向於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惡,一切取決於家庭和社會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們那種偏遠的小鎮,也會變成血腥的殺場;即使我還是一個幼稚的少年,也險些變成內心充滿仇恨的暴徒。

鎮上被鬥的不是只有我家,當時鎮長姓段,他兒子是我同學,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鎮長正在掃地,一個造反派端著步槍闖入他家。

大約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頭來!」鎮長就抬起頭。「砰」,槍響了。

兩人無冤無仇,事情就是這樣,沒有王法,沒有理由。鎮長無端被打了一槍,所幸沒死,後來搶救活了。開槍的人也不是沒事,後來判了幾年刑,刑滿也就放回來了。可是這件事啟發了我:原來開槍可以肆無忌憚。

我想起自己也有槍,一把玩具槍。

這把槍是父親給我買的。上世紀60年代,孩子的玩具槍還很簡陋,只是一種有彈簧、可以發射黃豆或小石子的簡易裝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殺傷力沒有,頂多也就把你打疼一點。可是我拿著這把槍幹了件大事——我往槍管裡裝的不是黃豆或石子,而是滿滿一管石灰。

當時鎮上有個「孩子王」,他父親是革委會主任。這個革委會主任是鬥過我父親的,他的兒子也經常在街上欺負我,見到我就罵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親的口號。於是那天我往玩具槍裡裝滿石灰之後,就像古典小說裡寫的那樣,「手有利器,心生殺機。」

我找到那個孩子,對他喊:「抬起頭來!」他應聲抬頭,我扣動扳機,「砰」。

一槍管石灰,近距離打在他眼睛上,就只聽一聲慘叫,繼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們蜂擁而出,把那個孩子弄到醫院去清洗。我看著裊裊冒煙的手槍,呆立原地。

最後總算是沒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話我還不知會怎樣。回家後母親將我一頓暴打,打完丟下一句話:「等你父親回來再收拾你。」

父親還在礦上,一個月才能回來一次。我整個月都像等死一樣,因為知道父親打人是很厲害的。到父親回來那天,我老老實實吃完飯,站到父親面前,準備挨打。

父親臉色鐵青,問我:「為什麼要打人家眼睛?」

我說:「因為他見到我就喊口號,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場暴打竟沒有發生。父親沉默了。也許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兒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兒子,兒子由於父親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卻沒有能力保護。

過了一會兒,父親說:「去睡吧。」

那也是我對父親的第一次理解。多數做父親的人,見到兒子闖這麼大禍,肯定要打。可是父親沒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親內心充滿了對我的憐愛,還有歉疚。

數風流人物淪為炮灰

開槍事件就這樣過去了。我沒有受到父親的責罰,但是可以想見,他和母親背後一定替我承擔了很多,比如賠償,比如挨罵,比如低聲下氣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過後來我發現,古街上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由於我一槍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結束,我考上大學,依舊是打群架的好手,揮手就能招來幾十個小弟。而且那時候我們打群架,已經開始動刀子了,我身上現在還留有當年的刀疤。在1983年「嚴打」之前,社會上確實常見打架鬥毆,整整一代年輕人在「文革」中成長起來,骨子裡積澱了太多的「惡」,就會出現群體性的釋放。

不過我使用暴力有個前提,就是絕不欺負人。我打群架都是因為某個弟兄被人家欺負了,我才會帶著人去找他們算賬。純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還必須有頭腦,有是非觀,才能贏得尊重,中國底層社會的秩序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不得不承認,眾生有差異,平等只在精神層面上存在,現實中每個人生下來就有血統、性格、環境、文化的差異,我們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權力和財富,享有威望,同時承擔責任,維持基層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來的鄉紳自治。而一場「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點,鄉紳階層被作為「階級敵人」消滅了,一切秩序重歸混沌。

20歲那年我成為一名中學教師,在某個黃昏醉醺醺地穿過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燈下站著一個佝僂蒼老的男人,我認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歲,對,五歲我就記住了他凶神惡煞的面孔。這人是個造反派頭目,打過我父親,還曾經弄個歪把子機槍架在我家門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發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樣的槍口突然噴射火焰。現在,我長大了,身強力壯,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點燃了我的雙眼,我發瘋般地撲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腳相加。

他已經完全認不出我,永遠無法理解自己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著,直到耗盡全身力氣,直到他頭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後,我感到內疚,於是開始暗中觀察他的人生,我才發現這個仇人其實可憐至極。他姓周,本是我父親所在煤礦的普通工人,出身貧苦,沒有文化,家庭負擔沈重。工人階級雖然號稱領導「文革」,但他還是必須每天下井採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獄。這樣的人積怨已久,當領袖號召他們去奪權造反,必然敢於摧毀一切。

不幸的是,當瘋狂的時代終結,像他這樣的「風流人物」只能淪為炮灰。他被煤礦開除,成了拉板車運石頭的苦力。一次下坡剎不住腳,他被裝滿石頭的板車軋斷腿,從此殘廢。鄉村裡一個男人變成殘廢,就意味著整個家庭垮掉,以至於他的女兒不得不去賣淫。他抱著誓死捍衛毛主席的決心投身革命,卻換來無盡的苦難。這個國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運懲罰他,比懲罰我的父輩更加慘烈。

現在還有沒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間傳統找回來,重新建立基層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歷史的進化不可逆轉,只是具體時機出自偶然。

轉自: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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