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畢業的蔣耀賢原本有意成為專職作家,因投入保存家鄉在地最大特色橋頭糖廠,成為文史工作者,20多年來參與文化資產保存,他喜孜孜的說:「這樣也可以混一輩子。」

蔣耀賢是高雄橋頭人,小時候常騎腳踏車在橋頭糖廠區遊晃。糖廠區自成生活圈,規劃有生產、生活、生態部份,員工子弟有自己的小學,對生活在糖廠外的蔣耀賢來說是另一個天地。

直到成年,他才認識到1902年正式生產砂糖的橋頭糖廠是台灣現代化工業的起點,整體產業設施形制保存良好,是當地也是台灣的重要記憶,卻因新市鎮規劃,面臨保存難題。

「從小到大讀那麼多書,我們知道英國曼徹斯特和伯明罕是工業城,卻不知道自己家鄉橋頭糖廠的歷史」,蔣耀賢說:「我念文學的,竟不知道作家葉石濤在橋頭甲圍小學教書26年,真是荒謬。」

因為想多理解家鄉,蔣耀賢投身調查,他說:「糖廠是橋頭鄉最大特色,又因為不涉地方事務,目標大,保存糖廠動員了包括醫生、教師、糖廠退休員工和各階層人士,集結這些不一樣的人的動能。」

蔣耀賢自24歲那年投入橋頭糖廠的保存和再利用,成立藝術村。藉由公部門的資源,卻也一路衝撞公部門不同的思考邏輯,對政府的社區總體營造或文資保存形成反撲。

他在遠足文化出版「我的荒糖進行式:一個文化恐怖份子的深情自白」,敘述在橋頭辦藝術村、蓋白屋、成立新台灣壁畫隊及舉辦金甘蔗影展等,擴大民眾參與,讓歷史建物和社會連結,在地集結不同藝術家能量後,接續推出的不同計畫。

談文資保存,蔣耀賢說:「如何讓古蹟在當代社會產生新的意義,而不是變成古董,是關鍵。」蔣耀賢累積很多心得,「我們必須賦予古蹟新的內容角色,它才能產生新的意義,應操作讓古蹟公共化」。

蔣耀賢新書不是社區營造或辦理藝術村的教戰手冊,而是以革命家的口吻,抒情描寫心路歷程。書中呈現公務人員和搶救文資人士文化意識的落差,辦藝術村和影展凝聚創作活力。

糖廠裡藝術村初始年度經費扣除行政費用後為97萬元,那時高雄駁二藝術特區預算達3000萬元,「應邀到高雄市做作品的藝術家在那邊賺了錢後,再來我們這裡。他們知道我們沒錢,但比較自在、好玩」,蔣耀賢得意的說。後來藝術家朋友2010年合力成立新台灣壁畫隊,人多時達60人。

「橋頭糖廠這麼大,真的創造在地就業機會的是我們」,蔣耀賢說:「我要讓大家相信,可以做這樣的事,我活得很好。」他也很高興激勵了其他年輕人,對從事地方事務有信心。

蔣耀賢笑著提起,一次聽見母親督促他兒子好好讀書說:「你以為長大後,可以像你爸爸,『一張嘴胡累累』(講話天花亂墜)過日子?」47歲的蔣耀賢毫不以為意,畢竟他可是「環保流氓」及「文化恐怖份子」的先驅。

來源: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