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華學校開始籌建“國學研究院”。其中,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因為以教授身份各負責一個研究室,被譽之為“清華四導師”。

四位導師精心傳授國學知識,引導學生學習、領悟浩瀚精深的古代文化,讓渴望智慧的生命如啜甘飴。同時,他們還將教育融入生活,催動青年才俊術業精進,走向專業領域的最高峰。而同事之間不設禁區的學術探討,更顯現了智者風範。他們別樣的才情猶如卓然屹立的山峰,既彼此獨立,又互為映襯,巍峨成蔚為壯觀的智慧山脈,共展國人風骨。

王國維:忠實不欺

王國維的學術成就足可“傲世”,而有“資格”傲世的王國維並不傲世,他在研究院講《尚書》時,竟說自己對《尚書》“只懂了一半”。不僅如此,他在糾正前人之誤,做出“妙解”的時候,對自己不能解之字,也坦言不知;對不能解之語,則直言“實不能解”;對不能解之句,更是直告“不知因何由而變”。

做學問一絲不苟,對學生忠實不欺,王國維“不知為不知”的至誠品質博得了學生的欽敬。而在日常的教學與研究中,王國維從不放言高論,不議論他人短長,不攻擊古人,不自誇淵博,不穿鑿附會,不妄下結論,更不抄襲他人言論。

做成高端學問,崇尚低調生活,王國維過的是一種真正的大師生活。古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自己知道就說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就說自己不知道,看似很簡單的道理,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太多的人在撒著虛榮的謊,最搞笑的是有一次上課,老師問預習了么?我說“對不起,沒有”,另一同學沒預習卻說預習了,教授說那好,起來說說有什麼感受,那同學當即啞火。相信這樣的場景,廣泛存在在大學高中初中小學課堂里,這些人就是不明白,什麼是智慧,什麼是小聰明,什麼是愚蠢。

梁啟超:理性而深刻

梁啟超先生在研究學問、著文立言、講課授業之外,還經常和同道中人做零距離的交流。和朋友交流時,他多談對方感興趣的話題,而不是“當仁不讓”地將話語權“壟斷”,讓別人只有“領受”的份。

有一天,看了劉海粟帶來的新畫作,梁先生讚許道:“這張古柏筆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亞於去年你寄給我的那張《西湖南高峰》。”說著,他將畫放在條桌上,退後幾步,認真地品賞,再次稱讚劉海粟的畫作“經得起反覆看”,然後,充滿深情地鼓勵道:“將來可以大有創造,努力啊!”同時,他告訴劉海粟:“你去年送我的那張,我掛在客廳里常常欣賞!”在梁先生的“要求”下,劉海粟當場畫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了小枝,枝頭上又撇了兩片葉子。梁先生看着墨竹,不假思索地提起筆來,在畫上題了“孤竹君之二子”六個大字。

梁啟超先生看似不經意的品評,顯露的其實是他深厚的教育功底。從先前的言語稱讚,到後來的縱筆題字,其良苦用心毫髮畢現。青年劉海粟的畫功自然非同尋常,畫筆當是淸新自然,但我們還是能從梁先生的獎言勵行中,發現他的一片“美意”。更可快人心意的是,梁先生對青年人的讚賞極專業,對後生的獎勵真切誠摯,不矯揉造作,更不捕風捉影,已至無痕之境。他不光稱讚作品的好,還能說出作品好在何處。這樣的評價有內容,展理性,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劉海粟內心裡涌動着的暖意。

和梁先生的品評相比,今天許多教師的評價過於關注形式而輕視內容,過於注重感性而缺少理性,特別是那些打着國學幌子招搖撞騙的偽國學大師,只會泛泛而談,毫無深度。

陳寅恪:精進務實

陳寅恪講課時,先將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寫在黑板上,然後,針對所列內容進行解釋、分析、考證、綜合。他的分析精細入微,就像剝筍一樣層層深入,越講越深,越論越透,讓聽者獲得至美享受。陳寅恪的講授以材料為基準,以事實為依據,既能從整體上把握,又會在細微處挖掘,不誇大其詞,不斷章取義,不妄下結論,更不歪曲篡改。在學生的眼裡,他的課常常是山重水複時突又柳喑花明,在羊腸小徑處又現陽關大道,給受遮蔽的眼睛以豁然開朗、別有洞天的暢意。

當下課堂里,教師的講授受到了諸多限制,教師才情盡顯的講課場景更是難得一見。許多教師甚至不願提“講課”二字,生怕自己的講“代替”了學生的學,遭人詬病。更有將講課時間限定在五分鐘之內者,似乎自己做得越少越好。這種自設上限、自縛手腳、以練代教、以學代講的教學方式,只能使得教師的主導地位遭遇人為削弱,教學能力難以充分展示,教育智慧無法盡情彰顯。當然,有些教師不敢講,也是擔心自己講不出能令學生評然心動的內容來——不照本宣科,就會露醜顯拙。

趙元任:直言不諱

趙元任教授的普通語言學是一門新興學科。他認為,“白話文”有自己的語體特點,並不等同於“口語”,有一次,他對胡適說:“適之啊!你的白話文不夠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給你錄音,你自己再聽一遍”胡適聽了錄音之後,果然發現自己的白話文“不夠白。”

那麼,趙元任所說的“能說的”白話文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請看趙元任寫的一段話:

大概是我五歲住在祁州的時候兒,我們下半天常常兒有點心吃,他們給我留了一碗湯麵在一張條几上。沒人看着。趕我一走到那兒,一個貓在那兒不滴兒不滴兒地吃起來了。我就說,“貓雌我的滅!”

這段話不光保留了北京話里的“兒化”,還把一個常州小孩將“吃”說成了“雌”,將“面”說成了“滅”都一一記錄下來。

趙元任的可貴之處,並不在於他的“白話文”功力,而是他指斥胡適短處時的直言不諱。這種近呆似愚的直言不諱,在“聰明人”看來,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不可想像的,畢竟,胡適不光是“白話文”運動的領袖,還是“國學研究院”的“設計者”,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文章被人們認作白話文使用的典範。批評一個“領導”的“長項”,勇氣雖可嘉,但“智術”則明顯不足。妙在胡博士認可了趙元任的“指斥”,“發現”了自己的白話文果然“不夠白”。

今人常常慨問,那個時代怎麼就“大家”迭出,令後人眼紅耳熱了呢?慨嘆歸慨嘆,卻少有人去探尋成“果”之“因”,模仿、鑒用者更是寥若晨星。而時事不同,境趣當有別。趙元任的直指胡適“短處”,要是發生在今天,斷然不會以如此平和、平淡的方式收場,反惹得一番口誅筆伐也未可知。

(一轉自: secret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