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香港電影的眾多人才資金外流大陸稱為合製電影。為了大陸的票房市場考量,很多題材不能碰。黑道題材不能碰、妓女題材不能碰、敏感歷史題材不能碰、殺人犯罪不能碰、講社會不公的真實事件不能碰、這不能碰那不能碰,搞來搞去除了抗日神劇不知道還能拍什麼。 這就是政治。

「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一名『不同政見者』,並非僅僅因為某一天這人忽然決心投入到這個非凡的事業中。他自己的責任感,以及各種複雜的外在因素,驅使他加入這一事業。他被現制度拋棄,而且置身於與之相衝突的地位;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願望開始,以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

~瓦茨拉夫.哈維爾,〈無權力者的權力〉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1985)

我所屬的這個世代,是被香港流行文化餵養大的

我小學時看過一部電影,是梁家輝與鄭裕玲主演的《表姊你好》(粵語原名《表姐,妳好嘢!》),表哥表姊指的是97大限之前從內地以各種方式依親、偷渡來到香港的內地人。

這部片上映於1990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的隔年,香港人對於97大限之後的生活感到不安,但又沒有錢移民加拿大,在惴惴不安中而產生的反映日常生活中雞同鴨講小事的喜劇作品,導演是知名的喜劇演員張堅庭。

片中梁家輝飾演香港皇家警察,因為港中合作捉拿逃犯的專案而與飾演大陸公安的鄭裕玲合作,又因為鄭等人遇襲而將他們接至家中避風頭。片中梁家輝的爸爸是1949年逃難至香港的中國國民黨忠誠黨員,每天早上會升旗唱國歌;於是一場早餐的戲,身為中共公安的鄭裕玲與國民黨黨員的爸爸就為了蔣介石與毛澤東、青天白日滿地紅與五星旗、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等等意識形態問題吵了起來。

在雙方唇槍舌劍中,雙方都要梁家輝做個公平裁決,梁家輝一手捧著飯碗、一邊說我只是個擁戴資本主義的香港市民,你們兩邊的戰爭都沒我的事。

梁家輝的身影與台詞,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做為彼時外省老兵之子、忠誠信奉國父蔣公遺教、蔣經國逝世時留下真誠眼淚的我,發現原來香港人是這樣子看政治的,而且也才知道原來除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外,還有一種資本主義,是可以放下意識形態之爭專心發大財的。

可以放下政治歧見,大家一起專心拚經濟,聽起來真是美好。

12歲小學六年級的我,這樣相信著。

香港真的是可以放下政治歧見專心拚經濟嗎?

1987年解嚴前夕,蔣經國開放了外省老兵赴大陸探親,條件是必須經由第三地中轉。於是香港變成了最熱門的中轉點。

開放初期的熱門路線是先從桃園機場直飛香港啟德機場,從香港市區北上羅浮出關--在此真正進入當時還是黑暗大陸一般神秘的中國大陸;再搭火車到廣州白雲機場,然後從白雲機場飛到大陸各城市。比如說我爸爸就是先飛到南京,再坐黑牌巴士到安徽蕪湖。

90年代的頭幾年,因為大陸探親的緣故,香港作為中轉點賺進大量外匯與觀光財。這是一個完全因著兩岸政治矛盾卻又有通商行旅需求的經濟問題而衍生出的巨大商機。直到後來兩岸三通之後,這個因著政治而起的商機也隨著政治而瓦解。

拚經濟、真的可以不管政治嗎?透過梁家輝之口說出香港小市民心聲的張堅庭導演,不曉得現在的想法會是甚麼。

後來,在1994年的電影《賭神二》中也有類似的橋段。小黑柯受良飾演的台灣土豪愛炫富在千島湖慘遭搶劫,徐錦江飾演的大陸公安則是硬脾氣愣腦子一根腸子通到底。唯有作為香港代表的周潤發演繹著早已富了20年有遠見有品味的香港人,笑看兩岸笑話。

後來賭神一行人陰錯陽差在小漁船上偷渡過台灣海峽。原本被大陸公安船追緝,一行人要唱義勇軍行進曲;後來度過海峽中線遇到台灣海巡,一行人又唱起梅花或是中華民國頌之類的愛國歌曲舉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這裡這艘小船上命運休戚與共的,彷彿就是航向97茫茫不確定大海的香港島的縮影。

在華麗炫目的煙火炮陣與儀式中,香港迎來了97

那些逃不掉的、來不及逃的、甚至太早逃了結果在加拿大不順利又回來的香港人,這次真的沒得選擇了。

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開始在這個外租百年重又復歸的島嶼半島城市上進行實驗。

時間走到2011年,那一年的第48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劉德華以《桃姐》奪得影帝,他在得獎致詞中恭喜台灣電影在該年的重大突破與票房佳績(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那一年同時有《賽德克.巴萊》、《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翻滾吧!阿信》等票房紀錄佳片);接著他提到,香港電影近期發展地很辛苦,他很希望也很謙虛地要跟台灣電影界學習。

這是把整個香港電影界扛在肩膀上的大哥劉德華吐露的真心話。

彼時香港電影的眾多人才資金外流大陸稱為合製電影。為了大陸的票房市場考量,很多題材不能碰。黑道題材不能碰(香港電影有講黑道題材優秀到不行的早期如吳宇森、近期如杜琪峰、劉偉強)、妓女題材不能碰(香港最會拍妓女故事的陳果、許鞍華)、敏感歷史題材不能碰、殺人犯罪不能碰、講社會不公的真實事件不能碰、這不能碰那不能碰,搞來搞去除了抗日神劇不知道還能拍甚麼。

這就是政治。

你跪著、把錢給掙了。可你永遠不准起來。

你還得唱著:「起來!受壓迫的人民!」

這麼多年過去了,香港政治像是《大話西遊》裡的照妖鏡,一堆電影銀幕中的英雄俠客、江洋大盜給照出了原形。

啊那原來是香港皇家警察代表的成龍啊、人見人愛的陳小春啊,都成為了政委。

啊那原來是變態殺人魔的黃秋生啊、原來是雜碎傻強的杜汶澤啊,居然是英雄!

啊!那個人才資金遍地、火花激盪碰撞、經典奇作百花齊放的香港電影圈,怎地會到了如斯境地?

電影也好、文學也好、劇場、詩歌、出版也罷,那灌溉著百花齊放的文化產物的原野,必然、也必須立足於自由的土壤中。

瓦茨拉夫.哈維爾,一個在60年代布拉格創作諷刺詩與荒謬短劇的作家,在經歷了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後,面對政治的無情鎮壓與蘇聯對於捷克文壇的清洗,終於清楚地意識到,在一個集權國家中,任何一個一心追求創作自由的藝術家、文學家,就必然是一個政治異議份子。也因為追求自由這樣的原罪,註定會在集權國家中被打為反動分子。

1977年,哈維爾參與了《七七憲章》的起草,而後被當局逮捕審判入獄。在獄中哈維爾遭遇了殘酷的寫作控制:他只准寫信給妻子歐嘉,頁數受到限制、而內容當然受到上層的檢查。1983年因病出獄之後,他沉澱獄中遭受非人對待的精神折磨,轉而思索人的本質與政治的道德、責任之間的關係。

在1984年他獲法國土魯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演講稿(本人無法到場由英國文學家宣讀)《政治與良心》(Politics and Conscience)中寫道:「人只有在清楚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的關係時才算真正具有自由意識,這種對自由的感受就是責任。」

面對蘇聯紅軍的血腥鎮壓與莫斯科當局對於東歐諸國人民的集權統治,哈維爾也寫道:

「巴托契卡曾經寫道,一個人若不願獻身於令他的生命具有意義的東西,那麼他便不值得活著。正是在如此放棄意義和如此一種『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規則』之下,戰爭最容易發生。在這樣的世界裡,不存在由最高的犧牲勇氣來保障的道德屏障來進行抵制。…….知道自己為什麼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樣被屠殺的堆積如山的屍體的第一步。」

這段文字對於五年後到來的天安門慘案,簡直是令人戰慄的血腥預言。

而在六四慘案三十周年的今時今日,我們或許又將目擊另一樁慘案的發生,只是地點從北京天安門廣場轉移到香港立法會廣場而已。

我從未去過香港

但是看了聽了二三十年港片、港劇、粵語歌的我,卻對香港的街景、文化、風俗有著一種二手傳真般的熟悉與了解。

那塊標榜著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曾經在商業利益掛帥的自由競爭風氣中,寫下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燦爛大眾文化。這靠的是無比的自由、灌溉了每一代最有才華的香港人。

灌溉了王晶、周潤發。

灌溉了王家衛、杜可風。

灌溉了張曼玉、翁美玲。

灌溉了陳百強、張國榮。

灌溉了林夕、倫永亮。

灌溉了黃霑、徐克。

灌溉了黃百鳴、許冠文

灌溉了許鞍華、關錦鵬…

那些來不及訴說的名字,構成了年少的我觀看香港人生活的方式、學習他們的思考、罵他們的髒話,以及熟悉每一種悲喜交集之後的、屬於香港人獨有的詼諧與無常觀。

而那些把有才華的人聚集在這東方之珠的最重要條件-自由-再也不復存在了。

這樣一個曾經輝煌的城邦,如今在她老朽的身軀上、用盡了最後的氣力,想維持她五十年不墜的風華絕代與尊嚴。

看著她、看著她…

看著她樓起樓塌

看著她被施暴虐打

看著她不畏欺壓、不再怯懦害怕

這錢、不掙了。

可腰桿子、始終要挺直的。

我只能始終看著她。

這是我告別一個從未去過、以後大概也無緣再去、那樣一個心靈他鄉的地方,最決絕的方式。

《花樣年華》(2000)劇照。

假如香港是一位女性,她的形象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胭脂扣》(1989)的如花(梅艷芳飾),其次就是《阿飛正傳》(1990)、《花樣年華》裡的蘇麗真(張曼玉飾)。

轉自: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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